企业应遵循“数据最小化”原则，仅收集与服务相关的必要数据

滥用困境表现为个人数据被过度收集、非法共享，用户权益受损。部分跨境APP借“提升服务质量”之名，过度收集与服务无关的个人数据，如跨境社交APP要求获取用户通讯录、位置信息、相机权限等，即使用户拒绝，也无法使用核心功能。更严重的是，部分企业将收集的用户数据跨境传输至海外机构，用于精准营销、数据贩卖等非法活动。2023年，某跨境旅游APP被曝光将1000万条用户的身份证信息、出行记录传输至东南亚某数据公司，这些数据被用于伪造签证材料，给用户带来了法律风险。此外，跨境数据泄露事件频发，2024年全球发生的重大数据泄露事件中，60%涉及跨境数据，平均每起事件影响100万以上用户，用户的个人信息、支付密码等敏感数据被泄露后，极易遭受电信诈骗、身份盗用等侵害。

维权困境表现为“举证难、成本高、跨国追责难”，用户维权无门。由于数据处理过程具有隐蔽性，用户难以证明企业存在跨境数据滥用或泄露行为，更无法提供证据证明自身损失与企业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。即使用户掌握了相关证据，维权过程也需耗费大量时间和金钱，如某用户因跨境APP泄露个人信息遭受诈骗，为维权聘请律师、收集证据花费了5万余元，耗时8个月仍未获得赔偿。此外，跨国追责面临司法管辖权冲突、法律适用差异等问题，若数据处理企业总部在海外，用户需向海外监管机构投诉或起诉，面临语言障碍、法律体系不熟悉等多重困难，维权成功率不足5%。

破解用户跨境数据隐私保护困境，需构建“政府监管兜底、平台主体负责、用户主动参与”的三重保障体系。政府监管层面，需强化“事前规范+事后严惩”的监管力度。一方面，完善跨境数据监管法规，明确企业数据收集、跨境传输的边界，要求企业采用“清晰、易懂、简洁”的方式呈现隐私政策，推行“逐项授权”模式，保障用户的知情权和选择权。中国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修订草案中已明确提出“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以显著方式、清晰易懂的语言向个人告知数据跨境处理的相关信息”。另一方面，建立跨境数据监管协作机制，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监管机构开展信息共享、执法合作，破解跨国追责难题。2024年，中国与欧盟建立了跨境数据执法协作机制，成功查处了某跨国企业非法传输用户数据案，为用户追回损失2000余万元。

平台责任层面，需落实“数据最小化+全程防护”的主体责任。企业应遵循“数据最小化”原则，仅收集与服务相关的必要数据，不得过度收集；在数据跨境传输前，需明确告知用户并获得单独同意，建立用户数据跨境传输查询通道，让用户随时了解数据去向。同时，加强数据安全技术防护，采用加密存储、访问控制、数据脱敏等技术，防止数据泄露；建立数据安全应急响应机制，发生数据泄露事件时，及时告知用户并采取补救措施。如苹果公司为其跨境服务设置了“隐私标签”，清晰标注APP收集的用户数据类型及跨境传输情况，用户可通过“隐私设置”随时关闭不必要的数据授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