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数据阵营化”趋势显现，构建排他性数据流动圈。部分发达国家以“数据价值观”为借口，拉拢盟友建立区域性数据联盟，将不符合其标准的国家排除在外，形成“数据小圈子”。美国主导推动的“印太经济框架”（IPEF）中的“跨境数据流动”章节，试图建立以美国为核心的跨境数据流动规则，要求参与国接受美国的 data 监管标准，排斥与美国存在监管差异的国家；欧盟则通过“充分性认定”机制，仅向符合其数据保护标准的国家和地区开放数据自由流动，形成“欧盟数据圈”。这种“阵营化”趋势导致全球数据治理体系分裂为多个独立的“规则岛”，企业需应对不同阵营的差异化规则，合规成本激增，同时也加剧了国家间的技术鸿沟和数字鸿沟。
其三，“数据霸权”行径凸显，以技术优势干预他国数据治理。部分发达国家凭借其在互联网技术、数据产业领域的垄断地位，推行“长臂管辖”政策，干预其他国家的数据治理主权。美国《云法案》规定，无论数据存储在哪个国家，只要企业总部位于美国或在美国开展业务，就需应美国政府要求提供数据，这一规定严重侵犯了其他国家的司法主权，曾导致微软与欧盟就用户数据调取问题发生司法冲突。此外，部分发达国家还利用技术优势开展跨境数据监控，如斯诺登事件曝光的“棱镜计划”，美国政府通过互联网企业非法收集全球多个国家公民的通信数据，严重违反了数据隐私保护原则，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谴责。
地缘政治博弈导致的全球数据治理碎片化，给跨境数据安全带来了多重风险。一方面，数据保护主义阻碍了全球数据安全技术的共享与合作，各国各自为战，难以形成应对跨境网络攻击、数据泄露等全球性威胁的合力。2023年，全球爆发的新型勒索软件攻击事件，因各国缺乏数据共享和协同处置机制，导致攻击范围迅速扩大，影响了100多个国家的关键基础设施。另一方面，“阵营化”“霸权化”趋势加剧了国家间的信任危机，部分国家因担心数据安全问题，限制与其他国家的技术合作和数据交流，导致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增速放缓，据世界银行测算，数据保护主义导致全球数字经济增速每年降低1.2个百分点。
破解地缘政治博弈下的跨境数据安全困境，核心在于构建“多边协同、规则互认、包容开放”的全球数据治理体系。首先，强化联合国等多边国际组织的主导作用，推动制定全球统一的跨境数据安全规则。联合国应成立专门的跨境数据安全治理机构，统筹协调各国利益，围绕数据主权、数据流动、隐私保护、安全责任等核心议题，制定具有普遍性、权威性的国际规则，平衡数据安全与流动需求。其次，鼓励区域间开展规则互认与合作，打破“数据阵营”壁垒。不同区域可基于自身实际情况，建立区域数据治理联盟，开展规则互认、执法协作、技术共享等合作。如中国与东盟签署的《数字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协定》（DEPA），建立了跨境数据流动“白名单”机制，对符合条件的企业简化数据出境流程，实现了区域内数据的安全有序流动；欧盟与日本、加拿大等国开展的“隐私盾”“充分性认定”互认合作，也为区域间规则融合提供了借鉴。